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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越时期

柳州位于先秦时期的百越之地，相关的有西瓯越，南越等百越分支。柳州的蛮王城遗址处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距今约4000年。

秦朝时期

前219年，秦始皇命屠雎为统帅，发兵五十万，开始进行长期的秦攻百越之战，与译吁宋、桀骏率领的西瓯军遭遇，第一次战争付出惨重代价，屠雎身亡。灵渠修通后，发动第二次战争，于公元前214年最终深入岭南，现在的柳州地方隶属秦桂林郡，但秦政权对地方控制力并不强。

南越国时期

秦朝灭亡后，该地区成为原秦将领及越人建立的南越国的一部分(建国时间约在公元前204年）。南越国的统治持续了近百年时间。

汉朝时期

汉武帝时，路博德率军进行了汉平南越之战（公元前112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灭南越国，同年在现在柳州的地方建城，称之为潭中县属郁林郡。地方则主要由当地人管辖，土司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改土归流”时期柳州九头山汉墓为这一时期代表。出土了40多枚汉武帝和汉宣帝五铢钱，是柳州最早的货币贸易证物。铁锸和铁条表明潭中县已进入铁器农具时期。出土的琉璃饰品有可能来自东南亚或印度东海岸，从合浦登陆，经南流江、北流江西上柳江进口。

古代史

三国时期

三国孙吴凤凰三年（274年）以郁林郡分出桂林郡，潭中县属桂林郡。三国时期，潭中县以西，今桂西境唯一的县城定周（今宜州市）撤消建制，红水河流域和今龙、融两江流域即今柳州地区和河池地区的桂西北，就完全没有封建王朝的地方行政建制。这标志着桂西北少数民族和汉化程度较高的桂东以至中原的经济交流进入了波谷时期。

西晋时期

太康三年（282年）潭中县从县治所升为桂林郡治所。

南北朝时期

南朝齐（479─502年），从潭中县辖地分置齐熙郡。南朝梁大同六年（540年）后为潭中县治马平郡治所。

隋朝时期

开皇11年（591年），潭中县改为桂林县，后又改为马平县。大业元年（605年），马平县属桂林郡。大业三年（607年），属始安郡。

唐朝时期

唐武德四年（621年），马平县为昆州治所，后昆州又改为南昆州，属岭南道。唐天宝元年（742年），改名为龙城郡。乾元元年（758年），龙城郡复名柳州，并沿用至今。唐太宗时期，开通了桂州经现在柳州到邕州的买马路，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桂州至柳州530里，柳州至严州（来宾县）200里，严州至宾州190里，宾州至邕州（南宁）245里。武则天时期又在临桂相思埭开辟了桂柳运河，沟通湘江经漓江、洛清江到柳州的水路。柳州以唐代古文运动发起人，改革家柳宗元（773年-819年）闻名，当时在市中心建有纪念柳宗元的柳侯祠，衣冠冢，罗池，现存唐开元寺遗址等遗迹。当时经济依然以农业为主。

北宋时期

坊间围墙拆除，商贩摊点深入到民居，民居也扩散到城厢各处。柳江上游的龙江以及融江地区之间的大量木材沿江而下于柳州集散，大中祥符间（1008—1016年），皇室修玉清、昭应等道宫，列举所用各地木材8种，其中就有柳州杉木。柳州木制品从此闻名于世，成为后来柳州棺材相关谚语：“穿在苏州，玩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产生的历史背景。1052年-1053年，柳州短暂被侬智高军控制。之后北宋政府在今三江、融水、罗城和南丹、河池、宜州等地设有博易场（贸易市场），山区土特产特别是木材大量外销。《宋会要辑稿》就有融州王口寨大宗板木水运到柳州的记载。柳布行销各地。柳江沿岸曾建有青瓷窑，可能曾销往东南亚。柳城大埔有坡式龙窑群。柳州城下码头除了运载宜州地区的铅、锡矿，可能还有瓷器销售到海外市场。马鞍山下灵泉寺“来栖之士，指以千计。”，意味着住宿等服务业的发展。

南宋及元朝时期

唐宋诸多迁柳官员的到来为柳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南宋丞相吴敏、王安石（南宋）、汪伯彦都曾在柳州居住。宋代城南建有驾鹤书院。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为防范蒙古骑兵的冲击，宋朝将州官署从柳州城搬迁到西北面偏离桂邕大道的柳城县，此后经元朝一代共百年时间是柳州历史上第一次大的衰落。元皇朝大大强化了驿道的管理，桂林到马平县城的陆路驿站有东泉驿等4个，水路驿站经洛清江有苏桥、大石、横塘、旧县等5个，主要为军事需要，但对地方经济交流也有一定推动作用。

明朝时期

明洪武元年（1368年），柳州更名柳州府，府官署从柳城迁回马平县，马平县从宋代以前的州治所上升为府治所，柳州再次成为统辖二州十县的府署驻在地。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政府扩建柳州城垣，城高旧制一文八尺，城东西长三华里，南北宽二里，即今城中区南半部到柳江北岸坡上范围之内，环城布有东、北、西、镇南、靖南共五个城门，现存柳州镇南门古城墙及清代重修的柳州东门城楼一段。诗云：壶城明初建，得名因形模，丽江凡四折，如环抱城郭。于是壶城和龙城，并为柳州之别称。明代的中晚期，柳州步入了粤西盛郡的发展阶段。葡萄牙商人曾从广州买桐油运往欧洲，很可能为柳州产品。明代著名人物有柳州八贤等。明末，出逃的明朝皇帝南下柳州，清明两朝在柳北一带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使得柳州遭受重大损失。

清朝时期

清朝平定南明后，相对的稳定使得柳州城成为广东，贵州和湖南间的贸易中心，今鱼峰区太平街一带就有的太平圩，槎山圩，喇堡圩，上汀圩和思浪圩等。清雍正十年（1732年），柳州设古州运馆，办理柳古（今贵州榕江县）间航运之仓挽运业务。柳州主要向南方输送木材，粮食，并向北运盐。当时在今柳州高中内建立了粤东会馆，今景行小学内建立了湖南会馆，十二中今群众艺术馆有江西会馆，今柳州剧场附近的福建会馆，和今青云路近樵家巷处庐陵会馆等，柳州的商业地位在当时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柳州城内出现了大量表现行业特色的地名，意味着城市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清朝末期

随着广西多个城市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梧州辟为通商口岸之后（1887年），中国大西南物产经西江东下珠江出口大量增加，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就有桂富、柳平两艘商业轮船行驶柳梧航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法国以柳州发生陆亚发会党起义事件，需要保护商民为由，驻兵柳州。南宁辟为商埠的当年（1907年），香港英商天和洋行先后派出电龙、电马等8艘客轮船行梧邕、梧柳线；翌年，又将所代理的美商利国号等4艘客轮投入梧州线运输。这一年，又有法国兵轮“亚居士”号由郁江驶至柳州。大量洋纱涌进，柳州农村出现离开农业生产而从事纺纱的专业户。同时，本地蚕丝出口走俏。在柳州知府杨道霖时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至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任），柳州兴起办实业的风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试图成立柳州官银号，但不能与外资竞争，未成。五月初一日，成立柳州商务总会。合资试办华兴改良植木公司，至香港购办锯木、起重机器，依照先进技术锯办木材运出，分销广州、香港、上海、天津等埠。

民国初年

军阀混战时期，桂系在柳州大力发展金融业和制造业，但柳州曾于1928年遭受巨大火灾，半城被烧毁。后拆除了大部分明代城墙，开建马路。当时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原策划1928年将省会迁至柳州，在柳州大兴城市建设，并在规划中将鱼峰路作为新柳州的中心，在大龙岭兴建了会展中心；三十米宽的鱼峰路时为广西第一路；辐射出的东大路，正南路等甚为繁华。三十年代，由于蒋桂战争，柳州错失了成为省会的最好一次机会，但1937年时，在鸡喇的广西机械厂制作出了柳州历史上第一辆军用战斗机。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

西南重镇柳州成为抗日的大后方，柳州曾为韩国临时政府驻地（1938年11月~1939年5月）。武汉，广州失守后，柳州不断遭到日机的空袭。1939年柳江铁桥开始建设，次年完成，和黔桂铁路一道奠定了柳州西南地区交通中心的地位。1942年12月9日起，原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在柳州蟠龙山扣留所旧址，不久被押往桂林，1943年1月又被押回柳州关押在此，直到1943年9月被释放。1943年至1944年胡志明经常与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各党派负责人在柳州现乐群社旧址会面及讨论工作。

豫湘桂战役及日军占领时期

1944年春，为打通从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桂柳会战之后，桂林、柳州相继被日军占据。1944年11月至1945年6月，柳州曾被日军占领。抗战时期柳州城区遭受了大规模的破坏和焚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建交时放弃了对日赔款，不反对个人对日索赔。相应的从1979年到2004年，整个广西壮族自治区共接受了日元无偿援助：42.03亿日元，以当时人口计算人均约280日元，日元协议贷款额：2177.92亿日元，人均约14500日元，及部分技术交流。注意，因为各个时期日元实际价值不一致，真实值需要另外统计，这里为各时期的直接加和，而且日本政府也声明并非战争赔款。）

民国政府统治末期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之后，桂系和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军队18万余人收缩广西，11月25日，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三四三团从沙塘方面进入并占领柳州。12月19日，柳州市人民政府成立，魏伯任首任柳州市市长。

天津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丰富的内涵和突出的特色。表现在建城设卫、生产、商贸、文化、饮食、服饰、家族、民居、交通运输、人生礼仪、岁时节日、信仰及民间艺术与游艺竞技诸方面。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其孙朱允文继位为帝，其子朱棣以“靖难”为名，向其亲侄子朱允文发动了争夺王位的战争。建文二年（1401年）九月，朱棣率军由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昼夜兼行”，破沧州，打通了南进之路。赐直沽以“天津”名，意为“天子济渡之地”。天津老城北门外的渡口处，曾建有“龙飞渡跸”的牌坊以示纪念。

朱棣称帝后，认为“直沽海运商泊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于是，在明永乐二年至四年（1404年至1406年）先后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于直沽，并令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等筑城浚池，建天津卫城。

天津卫城垣有“赛淮安”之美誉。其长9里13步，高2丈5尺。设4门，门上建有城楼。城垣东距海河220步，北距卫河（南运河）200步。由于初为土筑故至弘治初年已颓圮不堪。弘治四年（1491年）天津兵备副使刘福积累帑项，于弘治六年（1493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了2年的时间用砖包砌，在4门之上重建城楼并为4门题镇东、定南、安西、拱北之名。

明代天津的城市生活，具有典型的封建性。在城市上层中，“日以戈矛弓矢为事，……争相骄侈为高。”

清顺治九年（1652年），天津三卫合一，统称“天津卫”，这一名称也成为天津城市的代表。

天津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天津农、林、牧、副、渔、盐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中作为经济支柱之一的渔、盐及手工业生产习俗颇具特色。特别是随着元代漕运的发展，为之服务的手工业发展更为迅速，各类作坊相继应运而生。尤其是开埠以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又从客观上刺激了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以三条石机械工业区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形成规模。到了清朝末年，天津已成为华北地区民族工业的重要基地。

明代筑城后，漕运发展，商业繁荣，财聚四海，“民喜为商贾”。凭借海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汇南北舟车，集八方商贾，迎海运漕粮，纳吴越百货，成为华北地区商业中心。清代漕运、盐业、粮业更渐发达，经济空前繁荣，“轮蹄辐辏，舳舻扬帆，往来交错，尽昼夜而无休止”。东门内、北门内及东门外宫南宫北大街，商号林立，钱庄、银号栉比，商贸发达，各业俱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城厢惨遭烧杀抢掠，商民损失额巨，元气大伤，商业萧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城墙拆除后，改为东、西、南、北四条马路，店铺贾摊沿街而立。继而北马路的北洋第一商场、国货售品所以及商业总会、天津工商研究总会等私商机构相伴而起，形成以东北角为中心，向北马路、东马路延伸的商业区。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商业中心逐渐南移到租界地。劝业场、小白楼等街区日渐繁华，周边形成规模商业区。商业资本大量投入，旅店、饭店、商店、影剧院、歌舞厅栉比鳞次而立，尤入夜灯火通明，觥筹交错，轻歌曼舞，是闻名全国的享乐之乡，并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成为天津重要的商业、娱乐、休闲中心。

天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20世纪以后出现的“银行热”，尤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后进入繁盛时期。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银号，发展更为活跃。由于天津金融业可以一直辐射到华北、西北腹地，因而形成北方地区的金融中心。就金融业的总体规模而言，天津仅逊于上海而跃居全国第二位。

随着天津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商人阶层尤其是盐商阶层的迅速崛起，使城市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清代中叶到天津后曾写道：“天津擅煮海之利，故繁华颇近于淮扬。……文士往来于斯，不过寻园林之乐，作歌舞之欢，以诗酒为佳兴云耳。”“豪于家财而风度彬雅”的大盐商们无不广交、延揽南北名士，附庸风雅，形成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圈。驰名中外的由查氏盐商修建的私家园林——水西庄就曾经是当时全国各地文人墨客聚集结社的著名场所。商人的倡导和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城市社会商人与官僚身份的结合成为清代以来城市文化的最显著特点。

带有商业色彩的地域文化，影响着城市居民的风格习尚。特别是自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天津开为商埠，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典型城市，西方文化的侵入，加之天津人杂五方，使天津的民俗风情丰富多彩，形成了以老城为中心的民间传统文化、以9国租界区为中心的租界文化和以海河三岔河口为中心的漕运（码头）文化相互交融又各具风采的民俗文化风貌，具有都市民俗所特有的个性和魅力。成为浓缩中国近代历史的宝库。

津地饮食丰富，民众爱吃会吃，尤喜食海鲜，素有“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之俗语。民谚“天津卫三宗宝，银鱼、紫蟹、大红袄”中之银鱼、紫蟹皆为天津特有的名贵海鲜食品。由于市内曾有许多清朝遗老遗少、文人、政客、军阀等寓居津门，加之商人之间的交易和达官显贵的宴饮，影响并形成了津人好“下馆子”之风尚。每遇熟人在饭庄相遇，还讲究“添菜”之礼。津人擅长烹饪，口味既有“南甜”，又有“北咸”，且酸、辣、香、麻一应齐备。津菜菜系以扒、烹、烧、炒、煎、烙、烤、煮、炝、凉拌、腌、酱等为主要烹调方式。并以“八大碗”配置宴席菜肴。

民间小吃风味独特，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桂发祥大麻花不仅是旧时朝廷指定的御膳，而且也是今天享誉世界的美食佳品。

天津服饰颇具特色。富足者衣饰追求华丽气派，面料考究，做工精细，款式新颖，极尽豪华奢侈，且不同场合穿用不同服饰。女服更讲镶滚沿边，色彩艳丽，雍容华贵。无论贫富，皆崇尚红色，尤以新妇为甚。而贫困游民，其指身为业，日挣日吃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服饰具有典型的职业特点，夏着“短打儿”，冬着“二大棉袄”、“空堂”棉裤，脚腕扎腿带子。妇人则多着“一裹穷”。贫富差异相当明显。

天津旧时曾出现许多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其存在和发展的共同特点是必须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同时家族的维系还必须靠家族成员间共同经营一种产业来做依托，实行家长制的管理手段。但天津市区的家族观念相对郊县农村不甚强烈，特别是清代乾隆、嘉庆以来，城市商业经济不断增长，社会控制松动，家族的外部职能受到更多的重视，“家族主义”淡化，大家族减少，并逐渐由复合家族向单一家族过渡。

至于亲族关系则重视母亲家族，“娘亲舅大”，舅舅的权威性可决定外甥的婚姻、分家等诸多事宜。另对结拜兄弟、姐妹及拜认干娘等干亲比较讲究。

传统民居以四合院为主，并有三合院、筒子院、独门独院和门脸房等，尤其推崇大四合套院落，以横向连接的两侧跨院多为富，以纵向连接的进深院落层次多为荣。并讲究装饰砖雕、木雕。城厢内民居多坐北朝南

随着前清遗老、军阀、政客等寓居津门，在租界区内相继营造了不少风格各异的花园别墅、洋楼。这些带有异国风情的豪华宅邸多由外国人设计，像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张学良以及庆王府的宅邸均为上乘。还有的采用中西合璧，将中国古典园林与西欧建筑风格有机结合，清雅别致。

郊区运输，除河船外，多系单套或双套的两轮木制马车；市内运输，则多为人力双轮或独轮车；一般小贩和短途运输则为肩挑。

城市上层人物代步的交通工具为轿和马，轿又分四人官轿及两人轿。官员乘轿要求走得平稳，而商人乘轿却要轿夫“飞轿”，跑步行进，以示有“派儿”；两人轿，多为妇女乘坐。乘马者多为武官，间有英武少年骑马游猎于近郊。20世纪初，租界地外侨和中国官僚、军阀均拥有私人汽车。有轨电车也以环老城4条马路和日、法、德租界区域绕行。人力车、四轮马车和自行车得到广泛使用。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为中国北方“泽国水乡”水路交通运输主要靠摆渡浮桥和陆续建的可开启的钢桥。中国革命著名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就是在金汤桥会师的。

人生礼仪纷繁复杂，多姿多彩。虽为工商大都会，但思想仍有较浓厚的封建小农经济意识，崇尚封建孝道和伦理，追求多子多福，家大业大，子孙满堂，以养育5男2女为理想生育模式。求子育子诸礼莫不以祈求福寿安康为目的。婚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彩礼重聘。无论娶媳聘女皆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奢靡至极在所不惜。丧葬之礼更为奢华，缛节俗例儿比比皆是，推崇大出殡，重棺椁，重寿衣，事死如事生。旧时，祝寿讲究宴请宾朋，请戏班唱堂会，并有男不过10（逢10），女不过9（逢9）之风俗，尤对66岁生日格外重视，有“六十六不死掉块肉”之俗谚。

津人为公好义，受元代漕运及居民多为明代屯兵后裔人口杂处五方影响，码头习气、行武之遗风尚存，民众多聚义互助，热心公益，不仅有水会、杠子房、小大院等社会公益职能组织，还因其商贸发达，成立了许多相对具有约束力的民间职业社团组织及客商寓居津门所建的会馆、乡祠。普通居民喜出入相招，守望相助的邻里之情，但攀比之风颇重，好散财“买脸”。

长期漂泊无定的生活，培育了津民喜团聚、好热闹，钟情年节时令的庆贺活动。尤其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民俗节日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火爆、喜庆，尽力渲染和营造年节气氛，并形成诸如“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合子往家赚”的春节期间特定的传统食俗惯例。

民间信仰广泛庞杂，清中叶以前，共有各类庙宇500余座，儒、释、道及民间或地方崇拜诸神无所不有，庙宇之多，全国罕见。自然物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民间杂神崇拜以及跳大神、算命、看风水等活动极为盛行，特别是对神灵的信仰目的性极强，多只祈求保佑现世生人，功利色彩较重。

在诸多民间信仰中尤以对海神天后崇拜顶礼至极，并将其与天津本土文化紧密结合，成为护佑三津的福主和城市保护神。津门历史也多与天后文化紧密相连，不仅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而且对天津经济、文化、风俗习尚等诸多方面均产生重大的影响。

天津民间工艺美术种类繁多，受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及世俗欣赏需求影响，地域特色浓郁。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风筝、刻砖刘刻砖、面塑、木雕、石雕、根雕、杨柳青年画、塘沽版画、剪纸、彩灯、地毯等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被称为民间艺术之绝品，名扬海内外。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相声、时调、大鼓、快板等大众化戏剧和曲艺在津十分兴盛，这些戏曲虽大都起源于他乡农村或城市社会下层，但最终有的在天津形成正式的艺术流派，有的在天津成熟或“走红”，从而使天津成为中国主要戏曲艺术产生的摇篮。特别是名角儿的演唱，不在天津唱红叫响就难以走向全国，过“天津关”是演员能否成名的标准，因而天津也是培养戏曲名家的摇篮。戏曲的繁荣也使茶园、戏园业大兴，成为旧时民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

民间音乐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演出团体多以老会、圣会呼之。法鼓、大乐、十番、杠箱、高跷、秧歌等传统乐舞十分普及，各会所在社区居民均以公益事业视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平日自娱自乐，为茶余饭后消遣乐事。逢年过节或重大庙会活动出会表演，为本社区争光添彩。闻名于世的天津皇会，在举办期间，曾是民间各道乐舞老会、圣会大显身手，争妍斗艳之大好机会，故每逢皇会举办之时，全民热情参与，最多时有110多道会的表演，近5000余位演员。《天津天后宫皇会行会图》中就有于此的详细记载。这一调动全民情结，达到万人空巷的民间盛会终成为当时“全国各省唯一的神话盛事”。这些民间音乐舞蹈已被今各道民间花会所继承。

民间游艺竞技项目十分丰富，民喜运动，除放风筝、抖闷葫芦、踢毽等全民性普及竞技游艺项目外，部分群体以玩鸟、玩鹰、斗蛐蛐等为乐事，少年儿童尤其是男童的游艺竞技项目则多室外追逐内容

租界社区侨民则多以舞会、音乐会、赛马会、击剑、草地网球、水上快艇、板球、马球、回力球等为消闲方式，这些项目也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