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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说书，也叫“瞎子说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十分盛行。那个年代在大街上、大树下、胡同口、河岸、大队大院经常可听到盲人说书，有了盲人说书的，总是围满了人。会听的听门道，不会听的凑热闹，成了乡村里一道道不大不小的风景，在那个乡村文化贫乏的年代，也可以说是惊艳了时代，温情了岁月。

盲人说书，其实是时代的产物，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年代，即使身体健壮、五官健全的人也常常吃不饱饭，何况有着视力缺陷的盲人。为生活所迫，为了生计，盲人也在想方设法，怎么也得混口饭吃，生存下去，有的还拖家带口的，这就更难了，还得养活着全家。盲人就琢磨着自身的优势，他们在精心寻找着上帝为自己打开的“那扇窗”，已经有人发现了“那扇窗”的奥秘，盲人丧失了视力，却增强了其他感官功能，眼睛无法看，感官来弥补，其它方面能力特别强，包括听力、记忆里、语言表达能力大多都超乎于平常人，大脑也有所改变，因而盲人的谋生手段特别强。于是盲人们就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有算命的、有说书的、有唱戏的……流浪于街头巷尾，赚点钱，吃顿饱饭上路。也让那个年代枯燥、烦闷的乡村生活盎然着生机，增添了热闹、活泼的气息。

盲人说书可算游走在乡村的艺人，也就是流动的说书匠。有特立独行的，有带着老婆一起说唱的，还有老婆孩子都带着的。有带着胡琴、竹板、梆子等行头，还每人带着一根竹棍或木棍，那是试探着走路的，人多的时候，前面有人领着，后面相牵竹棍连着，就有了安全感。儿时和小伙伴们经常看到三三两两到乡村说书的盲人，有时会突然从胡同头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走来。有的小伙伴就会大喊：“啊呦，来瞎子说书的啦!”有人就会接上吆喝着“来瞎子说书的啦，来瞎子说书的啦……”我那时听着感到那么别扭，因为叫盲人为“瞎子”确实不文明，可那时乡村的文明程度还不行，很少又叫盲人的，我也是长大后才改为叫盲人的。

盲人说书，有找到大队办公室的，有大队里派人打听着去请的，这些都属于大行动，大阵势，盲人也多，有时四五个人，大都安排在晚上，这样，乡民们都干完了农活，可清闲地听盲人说书。大队干部就会安排到社员家吃派饭，在吃饭的空当儿，就会派人点上汽灯，挂到树上，或立块杆子挂上，一片通明瓦亮，一如白昼。这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很自然地就围成了一个大圈子，待几个盲人吃完了饭，带上家什，就走进了圈子里，端坐在提前摆放的椅子、凳子上，说书就开始了。

领头的盲人的前面立着一块木棍，在木棍的顶端捆绑上一个梆子，试着用手能够到，这个梆子对说书人来讲叫“惊堂木”，只见领头的盲人用力敲了几下“惊堂木”，耳边接着传来“梆、梆”的声响，接下来就是说书开场白：“大爷大叔大娘大婶哎，大哥大姐兄弟妹妹哎，今天我们来说书，你是听文还听武?”生在小有名气的武术之乡，大都叫喊着：“说武的”“听武的”，话音刚落，盲人们就亮开了嗓门。大都说的'是古书，记得有《说岳全传》《呼延庆打擂》《杨家将》《水浒传》，等等，有说的，有唱的，有拉二胡的，有时边说，边唱，便拉，配合的恰到好处，那说书声、唱歌声、二胡声，声声入耳，美在心里，好听极了!有爱听故事情节的，有爱听唱段的，有爱听拉二胡的，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掀起个小高潮来，打破了乡村沉寂的夜空。

大多盲人都有奇思妙想，说书幽默风趣，在说书中间还来个小插曲，吊一吊大伙的胃口。当年那拉二胡的盲人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用二胡模仿人的声音，发出了：“《呼延庆打擂》片段说完了，你还想听什么?”观众中有说听《三国演义》的，有说听《杨家将》的，众口不一，这时二胡里就会发出：“听什么?嗯?”的声音，引来一阵阵欢笑声。当听众掀起了小高潮，爱听说书内容的呼声僵持不下，这时，盲人就会拉上一段二胡，婉转、悠扬的二胡的音调就会在村子中央回荡。接着，盲人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思路，说起更加动听的故事来。有时，说到故事精彩处，盲人故意压低了声音，离得远的就听不清了，就叫喊着：“听不到，大声点。”“大声点”，看来真听着感兴趣了。

我儿时所听的盲人说书，大都是在我老家的门前和大槐树下。我老家的门前是一片空阔的平地，也是村子的十字路口，因而儿时见到的盲人特别多，听到盲人说书特别多，这里面有祖母的原因。在我家门前听盲人说书的次数最多，因在这里简单，把盲人留下，街坊邻居有拿出打黄饼子的，有拿红薯面包子的，有拿红薯的，有用钵子端着大白菜的，有提着暖瓶带着碗的，只要让盲人们吃饱了，喝足了，就保证能听到一晚上精彩的故事。

祖母最爱听盲人说书了，究竟爱听到什么程度没法形容，爱听盲人说书，自然就跟盲人拉近了感情，每当见了盲人来了，爱听说书又热情好客的祖母总爱让盲人到家里坐坐，渴了的时候捧上碗水，饿了的时候送上口饭，我至今也不明白祖母为何对素不相识的盲人怎么那么好。记得有一次，我回家见祖母正在招乎着一对中年男女盲人到家里坐，并倒了两碗水让他俩喝，我一看那两个盲人脏兮兮的，在用我们吃饭用的碗喝水，不免有点厌恶的感觉。祖母看出来了，就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盲人也是人啊，他们多么不容易，大老远来了，咱们应好好待他们。”听了祖母的话，我顿感羞愧，渐渐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晚上听着那盲人两口子讲起那《穆桂英挂帅》来，是那么动听，尤其是那女盲人的唱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永难忘记。现在想来，祖母脑中为什么留存着那么多故事，我想许多故事都是从盲人说书中学来的，再讲给我听，我听着虽没有盲人讲的生动形象，但祖母加上了亲情味。

盲人说书，在我人生经历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到了中学时光，我有时还听盲人说书，我感到盲人说书说的就是好，自有它的情趣和韵味，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色，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吧，这是局外人所感受不到的，单就说书的程度来说，常人难以望其项背。我那时常听到同学念叨着：“太阳一出红似火，俺闺女说完了轮上我。”说的是那么顺畅自然，使我至今记忆犹新。还有我亲耳所听的盲人说书开场白：“爱听文来爱听武，爱听忠来爱听奸?爱听哭来爱听笑，爱听素来爱听酸?爱听文来包公案，爱听武来说梁山。爱听忠来杨家将，爱听奸来正德年。爱听哭来孟姜女，爱听笑来说貂蝉……”不过，这段我听过多次，可能是盲人说书的一个套路，听的多了，在同学中传诵着，也就大体记住了。盲人说书听起来津津有味，回忆起来耐人寻味，现在想来，令人回味，慢慢咀嚼，滋味悠长。

还有一段盲人说书的故事使我难忘。有一次，一个盲人到大槐树底下说书，背倚着这棵500多年的古槐，心生好奇，想了解这棵古树有多粗，也是一种见识，不论哪天说不定就说到书里。于是，他就把手执的长棍立在树干上，用手一搂、一搂地搂着，等他离开后，顽童就把他的长棍拿走了，他还在那里继续搂着、量着，一直搂了七八搂后，似乎自言自语：“怎么这棵树这么粗?”围观的人就大笑，而我却始终笑不起来。我觉得一个盲人来村里说书，这是给乡村百姓带来欢乐，不应该这样来对待他，这样对待一位五官有缺陷的人，良心上怎么能过得去。这件事也是盲人说书中的一段小插曲，每每回忆起来，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不过，有了这段经历，感到盲人说书更贴近了生活现实。

如今盲人说书已远去了，不免留下了遗憾。而盲人说书的场景、腔调、唱腔仍留在我的脑海深处，我深深怀念着盲人说书，那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写着，写着，耳边又传来了盲人说书声：“要知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陕北最早的说书人，十有八九是瞎子或半瞎子，俗称先生或书匠。说书是他们谋生的一种手段，被人视为下贱的营生，明眼人是不说书的，很长一个时期说书便成了瞎子的专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不光说书，还兼搞算命、看病、安神、谢土、保锁娃娃等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长期在外，由残疾人或乞丐拖着瞎子，常年走村串户，以说书为生。随着时代的变化，明眼人也加入到瞎子说书的行列中来，给古老的陕北说书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陕北说书在形式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原来的一人说唱变为两人对唱或多人走唱，所使用的乐器也不再是单一的曲项琵琶或三弦，二胡、板胡、笛子、扬琴等也参与其中，人数与乐器的改变更加拓宽了陕北说书的表现领域，同时也对书中人物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陕北说书分为单人说书、双人说书和多人群口说书三种，曲调也有九腔十八调之说，以平调为主，辅以欢音，苦音调、武调等调式，其音乐曲调的变化在整个说书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故事情节的。